摘要：与法的价值意涵密切相关，中国传统中的法概念与价值要求相对分离，即使在礼法合流后，仍然存在律令（例）与情理的分离。 ...

之所以说责任无限，是因为高层在授权的同时，一并课予基层直接面对社会诉求的义务。

钱穆先生关于天人合一的治理遗命实有进一步探讨和扩展的必要及空间。钱穆论述法律观念，是要从文化与法律的维度解析中国法律秩序的自身文化基因和规范依据。

也因此，文章所论并非通常的技术性批评或建言，而是原理和方向上的原则性论述，其所虑及的乃是中国政治法律秩序的价值根基和制度框架问题。钱穆在本篇最后一句的痛责，将其道德义愤与文化煎熬之极痛感觉淋漓释放，对治国者和文化学者于辅国导民大位上的尸位素餐及误国误民之激进主义危害，发出了儒家学者最强的批判性声音。这里显示了中国儒家学者的文化责任担当，其于激进主义的洞察和反应，常达甚为激烈之程度，当然最激烈者当属1927年文化殉道之王国维先生。社会构成于个人，国家乃社会组织之一种，固曰身、家、国、天下。中国法律观念之社会本位及对应此逻辑的个体与世界的道德责任关系，塑造了中国人独特但并不至上的国家观念，依靠但又在道德上超越国家，以修身为平天下进行道德与人格储备，从而构成中国人法律秩序观念的重要特质。

中国人治论，是民国学人尤其是西学背景人士的通论，一方面是基于西方学理对中国文化与制度的东方主义式批判，其结论可想而知。这种法律激进主义作为起源于中国近现代的整体性变革理论和进步理论脉络中的一个分支性论述，我们可以理解其语境和实践的合理性，但不可能完全接受其关于中国法治和法律秩序的过于简单化的判断和主张。在这种背景下，我在1992年出版了《刑法哲学》一书，该书虽然名为刑法哲学，其实是各种刑法知识的混合体，而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刑法哲学。

法教义学研究对于法律的依附性更强，我国大规模立法为法教义学的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采用教义学方法对法进行研究的，则属于法教义学。3.法的价值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 价值是近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自从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创立价值哲学以后，价值概念被引入社会科学，价值成为理解社会事物的一种工具。在孟德斯鸠之后，以对法社会学贡献而论，首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具有互相支持的关系：社科法学的发展能够促进法教义学的进步，社科法学可以通过法教义学间接地为法律的司法适用提供理论资源，而法教义学需要从社科法学汲取知识营养。规范是与价值相对应的另一个范畴，规范与价值是法学中经常讨论的问题。

例如律眼和律母，实际上是解律的关键词。价值是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某种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因而，价值判断标准具有主观性。例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将法律置于社会分析框架之中，寻求实在法的存在根据，实现对实在法的超越。因此，法与律是相通的。

通常传统哲学是本体论，后来发展出认识论，而价值论则是更晚才出现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犯罪学主要是犯罪社会学。在会议上我提出法理学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即泛政治化、超规范化和非理论化。这些问题具有从思想上肃清法律虚无主义，为新时期法治建设奠定理论基础的性质。

此外，还有三次学术会议对我国法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对于法教义学来说也是如此。

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以社会系统论而著名，在《法社会学》一书中，卢曼以系统论的观点分析法律与社会，指出：从社会学来看，法律理论、法律教义学以及对法律的各种类型的科学性研究，都可以被理解为法律系统自我描述的形式。自秦代以后，以律代法，尤其是刑事规范统称为刑律。

1980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是《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作者是当时理论法学界的老一辈学者，主要讨论的是法治与人治、以法治国、民主与法治，以及法的继承性与阶级性、法律与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关系到法治重建的理念问题。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说，法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考察。如需引用，可参阅原文。因此，法教义学是以解释法条、解决个案的疑难问题为皈依的释义学。在法教义学中虽然并不完全排斥价值判断，但价值判断应当受到规范的严格限制。当然，在我国刑法知识中，大部分是刑法教义学，而且是纯粹意义上的刑法教义学。

因而黑格尔指出：法的基地一般来说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例如，程序的时间规定、证据判断等问题并不适合法教义学研究，而程序法中某些具有实体内容的规定，还是可以进行法教义学研究的。

政法法学、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承接与递进，可以勾划出我国法学知识的演变过程。无论是在静态意义上法律体系的考察，还是在动态意义上法律运行的描述，法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统合性。

相应地，律学就成为采用刑律注释而形成的知识体系。法学知识的分化推动了法学知识的丰富与繁荣。

这些论述都是对犯罪与刑罚现象的观念性的描述，具有抽象性与哲理性。关于法理研究的超规范化的命题，我认为： 法学存在三种知识形态，即法哲学、法理学与法社会学。刑法教义学中的不法理论、责任理论、预防理论、行为理论都与哲学思考密切相关。例如，在会后发表的笔谈中，我的笔谈题目是《刑法知识的教义学化》，而齐文远教授的笔谈题目是《中国刑法学该转向教义主义还是实践主义》。

当然，随着知识产权法和环境法的司法化程度提高，其法教义学研究是可以期待的。古代意义上的法学，亦即法律之学，都是以法律规范为中心的解释学。

到了近代以后，社科研究方法开始引入法学领域。王明德还引用宋儒苏子瞻的话，将八字称为读律之法，指出：必于八字义，先为会通融贯，而后可与言读法。

我国古代律学将法律文本含义称为律义，其对应于律文。其中，法理学以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法哲学与法社会学当然十分重要，但法理学即规范法学才是法学的基础内容。

在中国古代，法和律这两个词本来就并用无忌，而且法的使用还要早于律。随着我国立法与司法的逐渐恢复与发展，我国法学亦相应地获得了成长的空间。当然，社科法学也并不能等同于价值法学，因为事实认知科学同样包含着对法的因果性和实证性等多个面向的研究。中国古代以刑律为主要研究方法的律学，萌芽于战国，产生于秦汉，定型于魏晋，随着唐宋明清刑律的一脉相承而兴盛一时。

我国刑法学界目前的知识产出还是比较合理的，既有对刑法的社科法学研究，又有对刑法的教义学研究。唐代的《唐律疏议》则将律文与疏议合为一体，直接指导法律适用。

会议就法教义学的适用空间、中国各个部门法教义学的发展现状、各部门法对法教义学的运用、社科法学与法社会学的区别、社科法学的基本特征、法律经济学对法教义学的挑战、法律与认知科学的发展、法律定量研究的运用，以及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如何分工、竞争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事实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因而，事实判断标准具有客观性。

当然，这个时期我国刑法学受到苏俄刑法学较大的影响，同时，我国学者并没有娴熟地掌握法教义学方法，因而刑法理论层次较低，以至于注释法学成为一个贬义词。当然，犯罪学问题较为复杂，目前的犯罪学并不单纯是犯罪社会学，而是存在犯罪生物学、犯罪人类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统计学等。